疫情之下大行其道的中国“战狼”外交会不会成为新常态

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“美军带毒论”之后，一波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外交官近期的言论再次引发关注。与中国传统外交官的谨慎、保守相比，这些外交官倾向于主动展现对抗风格，并且多使用社交媒体Twitter发表言论，很多西方学者和观察家称之为“战狼”外交。

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对BBC中文说，中国外交官的风格转变“体现了中国外交队伍的代际变化”。

所谓的中国“战狼”外交为何而来？是否会成为中国在疫情过后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新常态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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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言论新风向

中国外交言论最近呈现的新特征包括：对外界的指责加以直接的言语攻击，而非用理据驳斥或解释；以谤止谤反击未经证实的言论，要么批评东道国处理疫情不利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，要么扬言可能对东道国实施经济报复。

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2月新上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。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称，“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。”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论。

另外，3、4月里，一批中国驻外大使馆几乎同时开火。比如，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言人斥责法国某养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离职守，“导致老人饿死、病死”，并刊登一系列文章称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利。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说，如果该国政府继续推动调查病毒源头，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。中国驻巴西大使则针对巴西总统的儿子指责中共“专制政权”的说法，在推特上称他访美后“感染思想病毒”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5月8日关于中国国际问题的一场论坛中说，目前中国外交政策有了两大优先考虑，即促进传播由战胜国内疫情而弘扬的“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”，以及对外投射全球抗疫引领者的“新形象”。

但这种新举措的效果如何还难以判断。近期不少中国的外交官与他国官员掀起“口水战”，甚至一度引发外交风波，令东道国召见中国大使表达不满。

同时，一些国家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。英国外交大臣拉布（Dominic Raab）4月16日称，英国同中国的关系“在本次危机过后不能回归以前了”。法国总统马克龙针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说，“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”。
回应民意还是操纵民意

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认为，中国目前的“战狼”外交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“曲解和污名化中国的反击”。

他认为，外交风波是由美国挑起，特朗普政府从病毒命名问题，到呼吁调查武汉实验室等一系列行为，令中国的外交官不得不“反击回应”。他也批评特朗普处理国内疫情失败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。

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疫情爆发早期的信息管控蒙上阴影。目前国际上要求调查病毒源头的呼声越来越大，一些政府还要求中国对病毒大流行进行索赔，令中国面临国际制裁的风险。

纽约城市大学（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）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，这意味着中国外交陷入被动，因此“反守为攻”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也是造成“战狼”外交的重要原因。

吴心伯认为，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迫使中国外交转为“奋起反击”的风格。他说，“中国公众不断看到西方对中国各种谩骂、攻击和污名化。他们不满意我们的外交反应，认为太慢、太弱、太低调。”

吴心伯将此称为“民意”。他说，“外交首先要考虑国内的民意而做出姿态，让国内民众知道你在做出反应，而不是一味地低头挨骂。”

过去三十多年里，中国经历了经济腾飞，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外交方式被认为在战略上逐渐摒弃邓小平的“韬光养晦”，强调“大国崛起”，“有所作为”，甚至“斗争精神”，整体风格也逐渐转向积极主动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部分公众渴望在国富兵强之后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和认同。

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大多将这种渴望称为“民族主义”，而“战狼”外交就是对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。

夏明对BBC中文说，中共试图“通过挑起国际混战，来为国内民众，尤其是青年人的挫折感找到发泄对象。”

他强调，“这本质上是在转移国内危机根源。”

在中国，疫情虽然受到控制，但经济遭受重创。中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.8%，这种季度负增长在过去40多年里极为罕见。而2020年中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，创历史新高。年轻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。

夏明分析，从长期来看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“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激情强化他的执政合法性和权利”。

他说，这套治理模式沿袭了中共50年代的战略观，比如参与朝鲜战争对抗美国、镇压帝国主义间谍和反革命等，都以“威胁国家和民族存亡”为叙事框架，“用战争模式转移国内老百姓的注意力，从而加强民众凝聚力。”

战术调整还是战略考量

不论是被动反击，还是主动操作，“战狼”外交已经产生一些不良影响。新冠病毒已经导致全球近30万人死亡，而大国合作遥遥无期。中美两国间的信任进入建交以来的冰封期。

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 Diego）教授、美国亚太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（Susan Shirk）对《纽约时报》说，北京鼓励中国外交官表现得好斗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趋势正在播下不信任的种子，并且将损害中国的自身利益。

谢淑丽说，中国原本可以在控制住病毒后与别的国家重建信任，并建立有责任的大国声誉，“但这样的外交努力被共产党宣传部所劫持，他们采取过分自信的行动，利用援助为中国的体制和遏制病毒扩散的表现谋求赞誉。”

“战狼”外交是否会成为疫情过后的常态，还有待观察。吴心伯认为，目前是“特殊背景下的战术调整”，今后是否维持“取决于西方怎么做” 。

“如果西方还是对中国保持高压态势，那么中国可能将这样的调整常态化，”吴心伯说，“如果因为反击了而影响了和美国的关系，那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”

美国巴克内尔大学（Bucknell University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在新加坡《思想中国》上撰文称，“外交不能、也不应该被国内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劫持。”

他认为，“战狼”外交是否代表着中国外交已经彻底转向好战和鹰派风格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外交不是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，他们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艰巨的国内挑战上。